中国文人的骨子里，有着根深蒂固的书斋情结。书斋本意是幽静雅趣所在，而书生本色则贵有书卷气，精神世界极丰富，即便帝王贵胄亦是如此。所以陋室也好，华屋也罢，首在讲究，以物言志。格调不乏，自然“信是闲中好，相忘古话长”。一角一隅，无拘内外，一器一物，慰己心肠。
书斋是最见主人心性的。俗雅之别，一目了然。周作人就曾说过“自己的书斋不可给人家看见，因为这是危险的事，怕被看去了自己的心思。”所以，清雅之人“谈笑有鸿儒，往来不白丁”，其书斋所藏，自更应别具手眼，此既可明心见性，亦不落俗套。
书斋陈设之物，囊括古琴、铜炉、印章、明清家具、地毯、折扇、赏石、笔筒、瓷器、书画、古籍碑帖等，门类繁多，俱清雅怡情之物。倘若器具有式，位置有定，则客至共坐，青山当户，流水在左，琴音绕耳。或真有不让袁枚“小仓山房”、张大千“大风堂”、王冕“梅花屋”等名斋之自得。
文房四宝，即笔墨纸砚，所谓“名砚清水，古墨新发，惯用之笔，陈旧之纸”，此四种功能各具的“清供”共同构成了文人笔耕丹青的必要条件，亦成为书斋中不可或缺的陈设雅玩。又古语有曰：“工欲善其事，必先利其器。”故而其性能佳善者，如“湖笔、徽墨、宣纸、端砚”最为文士所钟。
其中，“湖笔”誉为“笔中之冠”，产于浙江湖州，其行笔如锥画沙，使其藏锋，书乃沉着。元代书坛领袖杨维桢曾作《画沙锥赠陆颖贵笔师序》，言及“吴兴陆生某有才学而隐于笔工。……而制之精者标其号曰‘画沙锥’。尖圆遒劲健，可与古韦昶争绝。余用笔喜劲，故多用之。称吾心手，吾书亦因之而进。”即是赞誉“湖笔”之中的名品“画沙锥”为古法制笔，对其书甚有助益。
“徽墨”因落纸如漆，色泽黑润，万载存真，可谓备受青睐。如宋时张遇以制“供御墨”闻名于世，“墨仙”潘谷所制“松丸”“狻猊”，其墨“香彻肌骨，磨研至尽，而香不衰”，则有“墨中神品”美名。苏轼亦曾诗云“一如入海寻李白，空看人间画墨仙”怀思潘谷。
而以“宣纸”题诗作画，墨韵清晰，骨气兼蓄，亦得神采飞扬。古人曾赞其质“轻似蝉翼白如雪，抖似细绸不闻声”。宣纸最早著录于唐代张彦远所著《历代名画记》中，而故宫博物院藏《游春图》和《五牛图》，其托纸亦是宣纸。另有“宣纸”中的名品“薛涛笺”，歌咏不绝，惜今人已难得见其真容。当然，诸如“左伯纸”“谢公笺”“澄心堂纸”等，文人亦是遍处搜访，期有所得。北宋蔡襄即曾有《澄心堂纸帖》委托他人代为制作或搜访“澄心堂纸”，可见讲究。
《文房四谱》中“以砚为首”，知其之厚重。砚传千载，古往今来好砚者不乏，如欧阳修、纪昀、苏轼、沈石友等，皆一时文豪，撰文著述，辑之成谱者亦多。如宋代欧阳修之《砚谱》、米芾之《砚史》乃至清代纪晓岚之《阅微草堂砚谱》、吴兰修之《端溪砚史》以及沈石友之《沈氏砚林》，均是砚学专述。另有“以静为用，是以永年”为康熙皇帝铭砚的佳句，乾隆皇帝举一国之力钦命编纂之《西清砚谱》，则堪称群谱之冠。此皆可见砚台为“读书人”几案不可或缺之物。
除文房四宝外，如笔洗、墨床、笔架、臂搁、砚屏、笔筒、镇尺等，这些文房小件，亦是书斋清雅典范。以笔架为例，又称“笔格”或“笔山”，其之美在于形，也胜于材，尤是奇山型笔架，如台北故宫博物院藏“明水晶山形笔架”置于桌案前，文人哲思之时，即可饱览嶙峋走势，通感山川之气脉。而北京故宫博物院藏“青玉三鹅笔架”雕琢“三鹅”及谷穗、花枝等，则寓意洁身自好、岁美年丰，亦契合书斋气质。文人书案上，臂搁亦为常见之物，材质多为竹木、象牙、陶瓷等，其上亦多篆刻文人画，富有书卷气。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“墨彩竹节式臂搁”，绘竹叶图，画旁又题“琅玕枝半疏”五言诗句，画笔疏简，形制逼真，甚有特色。亦或同样故宫藏“竹雕菊花臂搁”，画面以菊花为主体，据守半边，构图奇峭，又辅以竹叶，亦契合“君子”所求，含义隽永。另有“笔掭”造型多样，精雅别致，也极尽巧思，彰显着书斋主人的品位与格调。其余文房小件，同样都各司其职，既实用又能摩挲赏玩，乃趣味横生。
乾隆皇帝虽龙御天下，称“十全老人”，然仍以读书人自居，其更曾亲自参与部分文房样式的设计。乾隆元年《内务府造办处活计档》里即有载：“御笔画得水盛、镇纸、笔山、墨床纸样，奉旨：照样做合牌样呈览，准时俱做掐丝珐琅……”此外，内廷还发样交由地方造办处制作，如“文竹盘二件，内盛文竹笔筒、墨床、镇纸、水盛、砚盒随绿石砚……交江宁织造寅着照样成作，文竹笔山二件，又笔山发往杭州，交寅保照样配做笔山二件，其盘内糊雪花锦垫。”由此可见，但凡雅人深致者，以文房器玩相伴，可陶性，可舒怀。
事实上，世代诗礼簪缨门第，即使寻常生活物件，亦极为讲究，更况乎书斋“言志之物”。盖因其审美旨趣与精神洁癖，独与时俗异也。如曹雪芹《红楼梦》中，关于器物的描写，“只见妙玉亲自捧了一个海棠花式雕漆填金‘云龙献寿’的小茶盘，里面放一个成窑五彩小盖钟，捧与贾母。”即颇足玩味。
评介文人，多言其“诗书画印”俱通，其中印章虽是文房小样，却是小器大雅，方寸之内见乾坤，尤是边款、印文等，可铭志，可寄情。如《历代印学论文选》中，赵之谦“钜鹿魏氏”边款中，即有言：“古印有笔尤有墨，今人但有刀与石。此意非我无人传，此理舍君谁可言。”赋之篆刻“以刀作笔”及“笔墨意趣”独到见解。林则徐自用印“历官十三省统兵四十万侯官林则徐少穆书画印”窥一生经历，“道义光明，秉彝之性。常念在兹，所志坚定”则一表心志。而弘一法师曾刻有一方印章“南海康君是吾师”，此则可窥其书风曾受碑学熏陶。故而，文人总乐以“篆刻”为逸事，或表心迹，或阐观点，或自我勉励等，金石嗜好也蔚然成风久矣。
另有明人沈野，其《印谈》载：“不著声色，寂然渊然，不可涯涘，此印章之有禅理者也；形若飞动，色若照耀，忽龙忽蛇，望之可掬，即之无物，此印章之有鬼神者也；尝之无味，至味出焉，听之无音，元音存焉，此印章之有诗者也。”其所述亦是“古人印章，不直有诗而已，抑且有禅理。第心独知之，口不能言。”此说当不啻“画中有诗”之论。
书斋中的“清供”，赏石自是不可或缺，如吴文仲《十面灵璧图》卷首明代文人邢侗、黄汝亨题写的“岩壑奇姿”及“五岳片云”所言，即可作赏石文化的最佳注脚。
其或如高耸峭障，或似陡悬坠石，或呈伏地独石，可谓形态各异，得自然万千造化。将之配上座架，置于案头，其所化迹的“自然世界”，遂成为文人所求而不得的“桃花源”“小洞天”。此间足不出户，坐看山水的“冥思禅想”与“释儒道”所推崇的“天人合一”，亦甚是契合，故素为文人所珍，偶有所得，也喜不自胜。《太湖石记》曾载：“三山五岳，百洞千壑，覶缕簇缩，尽在其中；百仞一拳，千里一瞬，坐而得之。”其义也是文人以赏石为“精神天地”的投影。
古往今来，文人与赏石，逸事亦不乏。如陶渊明有“醉石”，石上坳痕，称“陶公枕痕”；苏轼有“雪浪石”，名其室曰“雪浪斋云”；米元章有“研山”，制《研山铭》流传于今；米万钟有“非非石”，而后《十面灵璧图》谓之艺林奇观……此皆以赏石所蕴“凛凛瘦骨，潺潺苍根”，自勉也。
◎本文原载于《文汇报》（作者：子卿），内容略有删减，文章版权归原作者所有，如有侵权，请联系删除；图片由豆包AI生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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